前不久看了一部经典的电影——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，一直想说一下关于对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看法，一直懒得写，昨天突然看到一篇据称是“国家机密”关于地下室性奴的报道，她们先后被施暴者诱骗到地下室被囚禁了最长时间的达2年之久，两年中有两名不听话的女子被杀害。

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：警方侦查后得知，犯罪嫌疑人李浩在将6名女子诱骗、囚禁之后，强行与这些女子发生性关系，且平时对这些女孩“调教有方”，女孩子们不仅毫无反抗之意，反而相互妒忌。常常以“晚上谁能陪大哥睡觉”而发生争执。时间一长，女孩子们都喜欢叫李浩为“大哥”、或者“老公”。 我想，她们就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。

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（Stockholm syndrome），斯德哥尔摩效应，又称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或者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，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，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。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、依赖心、甚至协助加害人。

1973年8月23日，两名有前科的罪犯Olsson与Olofsson，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，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，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，因歹徒放弃而结束。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，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，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，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，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，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，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，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。更甚者，人质中一名女职员Christian竟然还爱上劫匪Olsson，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。

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，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，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。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，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。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，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，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，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。而后来的研究显示，这起研究学者称为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」的事件，令人惊讶的普遍。如果符合下列条件，任何人都有可能遭受到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

第1，是要你切实感觉到你的生命受到威胁，让你感觉到，至于是不是要发生不一定。然后相信这个施暴的人随时会这么做，是毫不犹豫。
第2，这个施暴的人一定会给你施以小恩小惠，最关键的条件。如在你各种绝望的情况下给你水喝。
第3，除了他给所控制的信息和思想，任何其它信息都不让你得到，完全隔离了。
第4，让你感到无路可逃。

有了这4个条件下，人们就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，同样贯穿于“体制化”之中。“体制化”是著名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（Shawshank Redemption）演绎的重要概念。犯人老瑞德（摩根·弗里曼饰）这样谈到“体制化（institutionalized）”：“起初你讨厌它（监狱），然后你逐渐习惯它，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它，这就是体制化”。

该片中被体制化的象征人物是监狱图书管理员老布，他在肖申克监狱（体制）下被关押了50年，这几乎耗尽了他一生的光阴。然而，当他获知自己即将刑满释放时，不但没有满心欢喜，反而面临精神上的崩溃，因为他离不开这座监狱。

为此，老布不惜举刀杀人，以求在监狱中继续服刑。他刻骨铭心地爱上了那间剥夺了他的自由的监狱，所以在出狱后，他终于选择了自杀。老布成为环境的一部分，一旦脱离了原有的环境，一切失去了意义。

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可以抵御的，但这太难了。因为你要有一颗非同常人坚强的心。电影中安迪就是这种人，而他的朋友老瑞德，出狱后在餐馆工作，不打报告连小便都拉不出来。

我想起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：在封建社会的中国，比如女人的裹脚，清朝男人的辫子，在那个年代，人们普遍认为是正确的事情，鲁迅小说《风波》里：七斤又叹一口气，说，“我没有辫子。” 村里人认为剪了辫子是大错特错。又比如小媳妇很反感婆婆非要自己生男娃，等到多年媳妇熬成婆后，又要求自己的儿媳妇生儿子，周而复始。后来，斯症的第3个条件一打破，自然就没有裹脚，辫子了，至于传宗接代的思想，也慢慢转变了。

古代的讲了，我们讲讲现在的，其实我们每个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患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教育上的或政治上的！只不过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慢性症状，说得严重些，就是“群体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”。

如果我们冷静下来环顾四周，可以发现在现实中存在着许多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：比如农民为教育乱收费者给予的免减优惠而流泪，或许他们并不知道，我们国家执行的本来就是义务教育制度；再比如当家人得了大病，无钱可医，求助无门之时，一旦得到了医院方面减免治疗费用的消息，我们多半会感恩流涕，庆幸自己不用等死了，而实际上，按照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，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。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、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”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一旦患病，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救助和治疗，本就是我们作为公民的一种权利，并不是某些部门或单位“法外开恩”。

我们看看具有中国特色的抢盐事件。条件1：日本大地震后的核泄漏让远隔重洋的中国人感到身体上的威胁，部分人深信威胁很快来临；条件2：中国人听说盐可以抵御伤害；条件3：在此期间还未有官方说法辟谣；条件4、核威胁很快来临，你我都无路可逃。抢盐的人大部分都符合4个条件，所以他们会以实际行动支持这种错误的行为，甚至劝说周围的人一起支持这个行为，直到第3个条件失效，官方辟谣。

当然，抢盐的例子不一定很恰当了，那我们讲讲别的。

马克思说：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暴力工具。我们把它定义为施暴者，而施暴者成立了多如牛毛的施暴部门，他们制定法律给自己穿上合法的外衣，联合各种势力，管理所有国民，严格控制国民各种权利，屏蔽各路对管理不利的信息。汉文化下的国民，自古以来都是逆来顺受的民风，往好了说，叫包容性强，擅长以柔克刚，所以四大文明古国就中国能不断代，就是因为汉文化的女人化思维，打不赢我就嫁给你，之后慢慢以柔克刚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最后全都是我的，被我同化了。在这种文化氛围下，形成了一种长期逆来顺受的心理，我相信中国说的永不称霸的诺言，因为5000年来，汉文化一直主导的是——和谐！

国民的好耐性自古培养起来的，所以管理者也这么认为，如果一旦遇到上访，遇到游行，不管什么原因，第一时间就是化解矛盾，把事情压下去，给一点小恩小惠，让你感恩戴德。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“爱国”很可能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人们不管生在哪，不管土地多么贫瘠，文化经济多么落后，但大部分人都从小被教育要有一颗爱国爱家乡的心，虽然你知道你爱的那个它各方面都比不上，甚至没什么可以值得爱的，但你任然固执的爱着它，爱着它的生活习俗，爱着它的文化，爱着它的思维习惯……

对于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我们似乎可以简单、概括地理解为生活在各种各样风险之下的人们，他们被迫无奈地学会了妥协，对于长期经受着欺负、剥夺、压制的群体而言，一旦有人给予他们点滴的好处，他们或许就会失去理智、黑白不分，不吝感情地去赞美直接或间接带给他们伤害的人。

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人或多或少，或深或浅的存在着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一方面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在很多方面存在着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甚至以言代法、以权代法、胡乱执法的事情，一旦这样的现象长期得不到有效的制止和纠正，在一些百姓的眼中，就会产生误解甚至产生错误的观念，而一旦形成思维定势，错误的也就变成了正确的、不合理、不合法的也就被认为合理合法了。而一旦这样的谬误向着其本真的方向略有修正、稍有改变，百姓就会兴奋异常、感恩戴德，全然没有想到：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嘛！

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，在于法律意识的缺乏和公民意识的匮乏，我们中许多人或许知道一些自己作为公民的义务，却并不知道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应该享有哪些权利，遭遇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事情或待遇时，也没有能力判断，更没有能力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基本权益。

一个和谐的社会，首先是一个严格的法制社会，是一个让所有公民平等的工作、学习与生活的社会。曾经有人说，目前的中国，千差距，万差距，与西方国家相比，最大的差距在于公民意识的缺乏，而公民意识的健全，在于公民本身的努力！